走进中华民族血脉的深处 ——西拉木伦河畔的历史评弹

朶爸

■ 谭吉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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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一条河孕育了一种文明，催生了一个民族的灿烂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条河就是西拉木伦河，中华民族的又一条母亲河。
8月初的一天清晨，带着朝圣者般的崇拜，我走入了空气中氤氲着带有些许泥土湿气和草木芬芳的西拉木伦河大峡谷。冥冥中似乎有一个空灵的声音在指引我走过去，走进西拉木伦河的源头，走进西拉木伦河的河水，走进五千年前中国文明的一个起点。
1989年，蒙古族的台湾诗人、画家席慕蓉在两岸沟通后第一时间来到西拉木伦河畔，这位海外游子长跪在第一次见到的母亲河边，深情的亲吻着河畔的土地，泪流满面，写下了传世的《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我不是蒙古族，也没有席慕蓉的才情和心结。但是当我走进峡谷，第一眼看到峡谷中两侧怪石嶙峋的玄武岩断层和掩映在树丛、灌木和青草下面，平静得宛如熟睡了的婴儿的河流时，似乎猛然间被一种巨大的能量控制，内心充满了一种纯洁的敬畏。在天风徐来、野花飘香的峡谷里，大地深处似乎萦绕着一丝神奇的梵音。它使我深深的屏住了呼吸，唯恐打破眼前那种近乎神圣的深沉、静谧和含蓄。我知道，我正在走入被五千多年生命和文明簇拥的历史。从这条历史走廊中流出的，正是名闻遐迩的红山文化、草原青铜文化、辽契丹文化和蒙元文化。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那沧桑浩荡和略带凄凉的旋律。
位于在大兴安岭南端的这条宽阔的大峡谷，并不是河流冲刷而成，而是因为大地在这里断裂了。地质学家称之为西拉木伦深断裂，峡谷由西向东延伸，长340公里。峡谷两侧的群山尽管距离很近，却是一道鲜明的自然分界线，分别属于大兴安岭和燕山两组不同的山脉。
太阳升起来了，阳光任性的扫描着峡谷里苍莽的石壁，顽皮的拂去大地上的露珠，又从青草和黄色的野花上拂过，像几千年来一样，将它那带有大自然体温的光华投射到了河水之上。峡谷中很快升腾起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雾气，于是天地之间就有了又一次新的默契和旖旎。
在那静谧苍茫的峡谷尽头，阳光和河水欢爱后诞生的雾气里，像草原骑马汉子一样质朴的西拉木伦河飘洒出浓郁醉人的史诗气息，红山文化这一华夏的史前文明正是在这里奔涌而出，滥觞在西拉木伦河下游天高地远的辽河大地。
这是一条充满历史印记的文明画廊，走过它，可以勘察到人类的历史，可以找到中华民族北方族系一路走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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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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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木伦，一个神秘得令人不敢亵渎的名字。
西拉木伦河，蒙古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河”。西拉木伦河流入平原地区后被称为西辽河，全长1250公里，流经内蒙古、吉林、辽宁三个省区，最后汇入渤海。这条“黄色的河”就是红山文化和辽河文明的起点。《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把它列为中国六大河流之一。郦道元在 《水经注》当中对它也有过记载。历史上曾称之为饶乐水、潢水、吐护真水、辽水、大潦水、巨流河等名称。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这些名字时常见诸典籍。
中国的历史编年有一件绕不过去的尴尬。中国与巴比伦、埃及、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都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其他的三大文明古国都已经拥有了五千年前后的考古发现，而中国只有夏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对于这短缺的1000年，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上只能用“此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呈现出了文明的曙光”这样的字样来推论和描述。这不免使中华文明的起源显得有些混沌不清，来历存疑。史学领域内的“中华文明西来说”“非洲起源说”也一度甚嚣尘上。中华文明是本土化的还是“舶来品”，中华五千年原生型文明的证据究竟在哪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度的“天问”。
发轫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内8000——5000年的人类文明是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最绚丽灿烂的一章。红山文化大量的考古证据证明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和创造性。
西拉木伦河下游红山文化的挖掘，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作“中华文明史新曙光”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回答了中国起源这一天问，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找到了确凿的考古证据，把中华五千年文明传说中空缺的一千年落到了实处，为中华文明史找到了源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红山文化使中华文明有了可以与古埃及金字塔、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和媲美的文明标记。红山文化明显是独立于黄河文明，独立起源的文明，其文明程度甚至高于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属于在当时极其先进的文化。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价值和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和国家文物局的广泛认可。
西拉木伦河流域南北两侧远古文明的遗迹随处可见。由西拉木伦河孕育，滥觞于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现已发现遗址近千处，其灿烂的远古文明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向世人昭示， 在史书中素以蛮荒著称的北方，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存。
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体验到了“懵逼”后的欣喜若狂和幸福，海内外亿万中华儿女漂泊的心绪在西拉木伦河和牛河梁上找到了凭依，宁静了下来。 红山文化实在是充满了太多的神奇和惊喜，它的全部神奇告诫我们，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超出人们的想象，对中国历史文明起源的认知，我们一直都还在跋涉的路上。
龙是中华民族发祥的文化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中华第一龙没有出土在中原地区，也没有出现在其他地区，而是出土在这里。这里出土的5500前充满宗教神秘感的c形玉雕龙被公认为是中华民族最早期的民族图腾符号，再一次征服了作为龙子龙孙的我们。这条玉龙墨绿色，有四种动物的特征，鹿眼、蛇身猪鼻、马鬃，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形象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雕龙和玉猪龙造型独特、想象大胆、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神秘意味浓郁，兼具美感和宗教神秘意味。龙的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内容。龙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散发着神秘气息，极具动人心弦魅力的红山玉雕龙和红山玉猪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的原始宗教和文化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这里是五千年前最早的古文化和古城古国，说明在由氏族向国家过渡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这一区域走在了中华民族的最前列。已逝的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对此的描述是，“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的清楚的多，而且先行一步”。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木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民族的三大源头。
女娲补天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知的传说。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的挖掘让人们惊喜的获知这里的许多重要发现都与女娲有关，可以清晰的看到母系社会和母权制遗风的清晰痕迹。牛河梁女神带有肢骨的黄土塑像和古籍记载中的女娲的第一大功劳“抟黄土作人”的惊人相似给人一种难以抑制的心灵颤栗。有专家干脆把这5500年前的中华民族女性祖神雕像称作“东方维纳斯”。苏秉琦先生认为这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对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史、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古学家们大量科学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印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史记》是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史记》开篇便是《五帝本纪》。然而由于没有实物证据，一直以来五帝特别是五帝之首黄帝的时代只能作为一个历史传说存在，和中国上古时期其他的神话故事没有什么区别。由于历来局限于从中原地区寻找黄帝，黄帝的探寻一直在一条死胡同中逡巡。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古史中记载黄帝族的活动多与北方地区有关，如黄帝族“往来迁徙无常处”的习俗，黄帝与炎帝、蚩尤在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的激战，周初封黄帝之后于燕山脚下的蓟都说明黄帝族是一个和游牧有关的北方氏族。考古发现，红山文化与黄帝的历史实际存在有很多可以互相印证的地方。苏秉琦先生在《论辽西河考古》中提出“《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这一结论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赞同，他们认为，正是黄帝部族创造了红山文化，黄帝的族源和祖庭就在今天的红山文化区域。
玉器崇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显著标志。人们赋予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升华为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象征。红山文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玉文化中心。中国最早的玉器，发现于距今5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兴隆洼遗址。科考成果显示，以“中华第一龙”红山C形玉雕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巅峰，从而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而并非仅仅是传统的黄河文明。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为此做出了“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红山文化的遗存，特别是牛河梁的史前奇观，使人们确信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神秘的王国。考古挖掘证明，这是一个目前能够看到的最先走出了原始氏族公社，跨进了一个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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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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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表明，几乎所有北方少数民族，都发端于西拉木伦河北侧的大兴安岭一带。西拉木伦河两岸的红山文化中印满了古代先民艰难跋涉的足迹。 这些中华先民在恶劣的大自然环境中风餐露宿、寝毡枕石、栉风沐雨的遗迹，再一次对古籍中中华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难创业做出了最好的注释。
红山文化的出土和科考结果，使史学界、考古学界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红山文化应该是黄帝及其部族所创造的文化，红山文化区就是黄帝的轩辕古国。《山海经》就记录这里有轩辕之丘、轩辕国。包括苏秉琦在内的很多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认为轩辕之丘就是今日的牛河梁遗址。黄帝部族的图腾除了龙之外还有三种，分别是熊龟鸟，而在红山文化区的挖掘中，这三种图腾的玉器均有出土，有力的佐证了黄帝图腾与红山文化的共同之处。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南北两侧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高地，远古文明的遗迹随处可见，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历史足迹，诸多的中国历史主体人群在这里萌芽、发展并逐步南迁，一部分西上和北下。在他们的足下，留下了中华民族成长的坚实印迹。
史学界、考古学界在长达近百年的科考、论证之后，形成了红山文化是史前殷商文明源头的主流观点。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就曾推论，商人起源于中国东北。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金景芳的《商文化起源于我国东北说》、黄中业《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翦伯赞的《殷族与史前渤海湾诸氏族的关系》等一大批考古学和史学论述争先恐后的确认了中华民族北方族系的起源和走向，证明了红山文化是殷商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也证明了红山文化属先商文明，同时记录了这一文明逐步南迁进入中原的过程。商朝灭亡以后，箕子率领族人北上东进，其实就是回到东北老家。一直到了商中期玉器上的龙形，仍然惊人相似的保持了红山文化玉龙的原始形态，显示出了两者之间共同的图腾信仰和族源上的渊源关系。
西拉木伦河和其下游的西辽河堪称中国的“两河流域”，这里留下太多的中国史前文明，也留下了诸多中国北方族群肇始和演化的痕迹。
许多考古学家、学者认为秦人的祖居就在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确切的说是在西拉木伦河的支流百岔河。在百岔河中下游近百里的崖壁上，共有九处48组和鹿有关的岩画。在陡峭河岸垂直壁立的玄武岩上，二百多幅连绵不断的岩画，是先民从六千多年前开始留下的遗迹。考古学家王德恒认为，这些已经确定为绘于先商时期的岩画是秦国的先人绘制的。岩画中的鹿是鸟首鹿身，是由鸟图腾氏族和鹿图腾氏族相互融合的复合图腾，国外的考古学者也认为，这一图腾是由两个部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出来的。鸟首鹿身恰恰就是秦国始祖的形象。百岔河岩画形成的时期，这里居住的是后来东胡和鲜卑的祖先之一的戎胥轩，这是一个以鹿为图腾的少数民族。《史记●秦本纪》中有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以鸟为图腾的秦人先祖和以鹿为图腾的东胡始祖戎胥轩是通婚的姻亲，共同成为后来的秦氏先祖。这一中华民族远古祖先薪火相传的结论而得到了很多古史典籍和考古成果的佐证。
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由于居住在匈奴之东而被史书记载为东胡。早在商朝时期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它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西拉沐沦河流域红山文化的挖掘证明了东胡的先人在这一带的活动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匈奴冒顿单于时期大破东胡，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但是，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后来在北方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乌桓和鲜卑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植根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除了东胡、乌桓、鲜卑之外，还有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部族的融合分化， 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也逐渐的登上了历史舞台。现在的蒙古族语就源自东胡语言，和鲜卑语言相去无几。在西拉木伦两岸寻觅，将目光洒向黄河流域和欧亚大陆，中华民族北方族系的起源与传承、融合与迁徙的痕迹会令人惊叹的逐渐清晰。
这些部落和民族，在不同时期扮演过不一样的角色。这些被中原汉族冠名为“夷狄”的部落和民族在已有典籍记载的历史长河中不时闪过。由于这些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字的不成熟和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排他性，他们的很多活动被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令人遗憾的使他们五千年来的历史足迹时断时续，残缺不清，有时甚至扑朔迷离。
古代史籍的研究表明，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以建立政权机构为标志的政治文明史已达2300余年。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鲜卑族。这个北方游牧民族2世纪时占据匈奴领地，称雄塞北。4世纪西晋灭亡后，鲜卑陆续在今天的中国北方建立前燕、代国、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及北魏等国。北魏时期，鲜卑入主中原与南朝对峙。创造了古代中国文明高峰的隋唐两朝也深受鲜卑民族影响。
建立辽国的契丹族源于鲜卑的柔然部，在中国的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统治中国北部长达三百余年。唐朝后期契丹在西拉木伦河和辽河流域建立了辽国，是一个与汉族政权宋朝分庭抗礼并逼迫其称兄纳贡的强大王朝。契丹建立的辽国强盛时期，其疆域东起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辽国的军事力量与影响力同时还涵盖西域地区，是中国连接欧亚文明的重要承担者。西部欧亚国家，包括俄语在内的斯拉夫语系和拉丁语里，中国一词的发音一直是契丹（Kitaia）。契丹的祖庭就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交汇处不远的木叶山上。辽国的国都是上京，设立在西拉木伦河畔，所以又名临潢府，取其临近潢水（西拉木伦河）之意。西拉木伦河中游，有辽代历史上著名的潢水石桥，是辽上京、辽中京的交通要冲。辽宋交好的120年间，双方先后派出1600多名正式使者出使对方，均由当时的高官担任。人们熟知的包青天包拯、大文学家欧阳修、大科学家沈括、著名诗人苏颂、苏辙，权倾当时的蔡京、高俅、童贯都从这座桥上走过。
契丹民族虽然已经消亡，但他所创造的文化远没有消失。在今天的西拉木伦河和辽河文化中，仍然流淌着契丹人的血液。从内蒙的科尔沁，赤峰、通辽，到辽宁的阜新、彰武、康平、法库，大家都认为自己这里是大辽故里，并将其作为对外宣传的顶级品牌。
西拉木伦河上的潢水石桥今已不见踪迹，草木葱茏之中千年前的路径时隐时现、时断时续，像极了另一时空中北方草原民族的来路。天际处不时飘来的蒙古长调高亢辽远、跌宕悠扬，那旋律中有一丝苍凉和失落的伤感，似乎是在轻轻地抚摸着历史的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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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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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是孕育人类和文明的摇篮，任何一种人类文明的背后都有河流的身影，这些河流同这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总是那样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西拉木伦河流域孕育的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历经数千年经久不衰，并同中华民族整体文明紧密相连，创造了世界游牧文明史上的唯一和奇迹，显示出了独特的内在创造力和文明力量。
在 “正统”唯心史观和传统蛮夷之分的约束下，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一直认为只有黄河文明才是中央之国的唯一来源，甚至连长江文明的发轫，也是由于黄河文明的辐射所致。司马迁更是在《史记》中为长江流域的南方诸侯，续写了来自黄河流域的家谱。 这种中央之国文明起源唯一来自黄河流域的大一统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中的“圣经”。这是一种非常狭隘和封闭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危险性就是它很容易将中国变成中原之国。
中国史学典籍的另一大特点就是重政治、轻经济；重正统、轻边缘；重皇权、轻黎庶。这一点，从《史记》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使得历史看起来更像帝王将相的家谱，从而忽略了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文字和语言歧视也是中原王朝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给北方草原民族起的名字分别叫做鬼方、混夷、獯鬻、戎、狄、胡、匈奴、鲜卑等等，文字中的鄙视和傲慢显而易见。
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证明，黄河流域并非中华民族的唯一起源地，中华文明是多种文明融合的结果。同黄河、长江、珠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起源于西拉木伦河的辽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母亲河。
当视野跳出黄河流域这一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就显得多彩纷呈，视野也就开阔起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始祖，也不都是黄河中下游的“原住民”。夏、商、周三族中商朝是北方民族，周朝是西部民族，都是“外来户”。他们交错的存在，相互影响和融合，凝聚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 这也就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化”的结论得到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人类学界大多数人赞同的主要原因。
中华民族原本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解释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时说，龙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这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在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的同时，还不断融合其他部落的图腾而逐渐演变为龙。以龙为图腾的远古炎黄部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单一民族、单一血统的中华文明。
中国和西方的史学界一直都有“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的碰撞产生文明”的理论解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的兴衰更替，同统治北方草原主体民族的更迭，常常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南北朝、隋唐时期开始，契丹建立的北魏、辽国、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女真人后人满族建立的清朝，前后总计一千多年。中国编年史的一大半时间是在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下发展过来。这一影响本身就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着血与火的洗礼和惨痛的创伤。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以游牧文明为基础的北方游牧民族同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汉族之间，两种文明的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明主体就是在这两种文明的冲突、融合和兴亡承续中得到确立并逐步明确它的价值意义。黄帝和炎帝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黄帝和来自西部农耕部落的炎帝在今日京郊延庆县境内的阪泉村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阪泉之战”。胜利后的黄帝被诸侯尊为天子，成为天下的共主。黄帝接纳了炎帝部族的文明成果，后世的中国人就把黄帝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并自称是炎黄子孙。由此可见，农牧文化碰撞产生文明，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文明以及向心力量形成的重要途径。这对于了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化，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中华民族的文明核心具有重要意义。反观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也不少，但始终没有对中原汉族政权构成威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和马背民族的天然优势。
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汉族的概念是不断扩大的。这一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随着时代的推移，变成了主要是文化意义而非血统意义。中华文明是以汉族文明为主体血脉，融合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广泛接受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作为中华民族的内在基因，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并将其植根于更多、更大的人群和族群，使中华民族滚雪球般的壮大。
血统论在这一价值体系面前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汉朝以前根本就没有汉族的概念。秦朝的建立者是当时人们称为西狄的少数民族。除了汉朝以外，很多朝代统治者的血统都大有问题。汉朝之后两晋的皇帝司马家族，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后裔。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汉族和鲜卑族的混血，他的皇后孤独氏就出自当时的鲜卑大族。唐高祖李渊的母亲也是鲜卑人，他的妻子窦氏是匈奴人。打造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他的血统基本上是一笔糊涂账。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也是鲜卑人，由此说来，唐高宗李治的血统中能有四分之一是汉人就已经是件很阿弥陀佛的事情了。唐代之后的“五胡”自不必说，都属于根红苗正的少数民族。宋太祖赵匡胤的真正血统有突厥沙陀族的重大嫌疑。北宋初期任用的大臣也基本是“后周”的班底，从官员组成和不食猪肉的饮食习惯看，北宋更像是一个沙陀人朝廷。黄金家族的蒙元王朝统治中国九十年后，打着“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旗号的胜利者明太祖朱元璋的血统是汉族还是回族也是史学界的一桩无头案。和蒙元一样，清朝也是外族掌权的非汉族朝代。仔细分辨这些历史的掌纹，对于人们寻找中华文明如何在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碰撞、冲击和融合中确立、发展、壮大的历史痕迹会有极大的帮助。这对于人们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很有益处。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界限，诞生了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少数民族为支源融合形成的华夏民族。其中最典型的是在西北的秦国，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由一个色彩鲜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部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骨干和核心。民族大融合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始皇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华夏民族由分散走向了统一，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秦朝皇权核心的政治框架、郡县制的管理体制以及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整合和创新，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以华夏族群和文化为骨干、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华夏文明。汉承秦制，400多年间在政治和经济上加大了对全国的联系和控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上，将儒学发展成占有统治地位的经学，打造了汉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形成了汉人的“文化共同体”和“心理共同体”，边际清晰的汉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具有标志意义的完成了向汉族的转化。中华民族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围绕这一“文化共同体”不断浓缩、附着和改变，形成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可见拥有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优势的汉民族，经过历代同各民族之间的杂居、融合，吸引许多民族加入了汉人的行列。几千年来，很多民族消失了，但是人们又不时会在汉人的行列当中发现他们的身影，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时空框架。我们现在探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真实血缘，有史学和考古学意义，但是没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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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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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的实质是落后民族和文明被先进民族和文明同化，并向先进一方学习生产方式和文化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都是以北方民族作为动力源形成的。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最集中的民族大融合。中原大地的华夏族主动和被动的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汉族处于政治、经济、文化顶端的文明力量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文化基础，吸引少数民族接受这些文化的影响最终成为汉族的成员。比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元代后期契丹这一名称便逐渐消失了。 辽金时期内迁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则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居住在一起，互通婚姻，改用汉姓、学习儒学，原有的民族特色逐渐丧失。事实证明，即使是在辽、金、元、清这样色彩鲜明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和朝代，民族融合的最终结果还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时代文化。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保持本民族原有特点的情况下迅速汉化，努力获得中原地区宝贵的文明经验，借鉴并力争超过汉族，客观上形成了文化竞争，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是一种不具侵略性而又博大精深的文明，具有显著的兼容性特点和吸纳能力，古代历史上的入侵者自己总是迅速的被这种文明同化、融合，并使中华文明更趋先进，更具活力。
中华文明的另一项宝贵的特质，就是它能够不断的激浊扬清，清除腐朽落后的肌理，在冲突和变革中增加生机，走上更高的阶段。在大多数以野蛮的方式进行的冲突和变革中，孕育着中华文明新的生机。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具有游牧经济成长的脆弱性，游牧文化传承的波动性，游牧政权的不稳定性等先天的弱点。由于草原时常因气候原因影响到游牧民族的生存，而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和部落的统一，力量的强大，超出草原负荷的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争夺资源的战争无法避免。
北方游牧民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落后，经济并不发达。但是他们一次次地打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用铁蹄肆无忌惮的践踏那些原以为高高在上的中原大汉文化。他们的每一次成功，都印证了中原固有文化的衰败。正是因为中原政权腐败，文化凋敝，政治浑浊，民心离散，所以才难以抵挡具有游动性和爆发性特质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雷霆一击。每一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对原有的中原文化都是一次荡涤和净化。清除了原有中原文化的的萎靡、疲软、奢侈、懦弱、虚伪，带来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健、豪爽、刚直、勇敢。这是中华文化一个激浊扬清的必然过程，只有经过这番血雨腥风的洗礼，才能带来新兴王朝的生气，中华文化才有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注入，才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构造作用，推动封建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最典型的例子是南北朝时期。魏晋世家大族政治上垄断政权，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文化上崇尚清谈玄学，社会上阶层固化，政权与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正是中原王朝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腐朽和衰败，引发了“五胡十六国”兴替更迭的历史，最终由拓跋鲜卑的北魏政权统一了黄河流域，与南朝政权争夺天下正统，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又一幅风云际会、金戈铁马、无限江山的历史画卷。
有学者提出“文化杂交优势”，也就是文化多元化发展优势。认为生态的多样性往往造就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多元与多样的文化之间碰撞、融合、互动、互补，激发出更高水平的发展优势。这一点适合封建社会时期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封建社会难以打破的周期律，尽管它常常以血腥的方式出现。
亲近自然的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自然规律，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北方游牧民族对封建腐朽政治文化的破坏，和客观上对新文明建设极具活力的创新对中华多元一体化文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用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取塞外民族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举。”我们常常引以为傲的秦骨、汉血、唐风这些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粹，都是在破坏中建设的成果，是中国历史上革故鼎新的集大成者。
北方游牧民族不但是破坏者，同样也是建设者。在这方面，历史绝对不能越过的一个人就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是鲜卑族的后裔，北魏的第七位皇帝。在孝文帝实际掌权的十年时间里，推行了一系列民族融合的新政。一是废除鲜卑语，所有的官员都要学习汉语，改汉姓。他自己也改名叫元宏。二是不准再穿鲜卑服装，必须穿汉服。三是实行《均田法》等农耕文明的法律，重视农耕并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四是迁都，将国都由山西大同迁到农耕文明的中心洛阳，大大的加快了胡汉民族融合。五是鲜卑族的贵族努力和汉族通婚，造成血缘相通、相融。就在中华文明险遭灭绝的时刻，丢掉了自己的语言和服装，但保留着草原游牧民族强悍力量的鲜卑族将他们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弥补了中原汉民族当时的重大缺陷，避免了中华民族的一次最有可能的灭亡。
这位伟大的皇帝在3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此时，他的民族已经完全的融入了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充实了一种清新、健康的力量。通婚造就了一代身体强壮、受过中华文明深度熏陶、具有雄才大略的新人群体。已经在谷底沉沦的中华文化经历了再一次存亡续绝的生死轮回，显示出了它的勃勃生机。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时，鲜卑族最终完成了汉化。我们知道隋炀帝和唐太宗的血缘二分之一是鲜卑族，而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的血缘四分之三是鲜卑族。从这个角度说北魏孝文帝是隋唐盛世名副其实的先导者，他应该赢得我们每个人的尊重。
另一个值得记录的是同样是鲜卑民族后裔的契丹。这是一个骨子里充满了进取开放意识的民族。契丹建立了与宋朝对峙的辽朝。辽朝皇帝耶律阿保机在保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允许契丹人学习汉人的生活方式。辽朝还根据当时拥有大量汉人的国情，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南面官治理汉人，北面官治理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辽朝的法律规定，不管官员本身是哪一个民族的人，都要采取与其所治理的民族人民相同的生活方式。当时社会就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说法。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的政治实践，同样是中华民族大融合、大视野 、大智慧、大格局的典范。
历史证明当中原华夏文明和政权处于上升时期，这时的政权和社会充满了朝气，对北方游牧民族没有恐惧感，充满了心理优势。比如唐初的统治者对自己的文治武功充满信心，敢于大量起用少数民族成员。大唐贞观年间突厥人被封为将军及在中央五品以上官员达一百多人，同汉人朝臣几乎相等。而在中原华夏文明和政权走下坡路的时候，则“防夷狄甚若防川”，阻隔沟通和交流，在一筹莫展中等待最后的激变。这方面的例子在每一个王朝的中后期都会出现，人们已经见惯不怪。
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干。这是中华民族主体文明的“催化剂”和“起搏器”，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一直演绎到封建社会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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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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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木伦河是一条写满了北方草原民族历史的河流，流淌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河流对于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的多元性、多样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河文明孕育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分别是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华文明。时至今日，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已经不再存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古巴比伦就亡于外族的入侵。今天的埃及人并不是当年法老的后代。印度的历史已经不再连贯和清晰，就连曾经在十三世纪辐射全世界的佛教，在印度也已经名存实亡，需要倒流回印度。以上三大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均已中断，有的人种也早已灭绝。只有中华民族进入文明以后没有中断过历史，五千年的文化传承生生不息，民族越来越壮大。这个全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人类文化传承，堪称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奇迹。
讨论中国历史永远绕不过去中华文明的民族主体这一话题。中国史学界的一大痼疾就是古已有之的“正统”论，这在中国史学界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意识形态和自身职务的限制甚至生命安全的考虑使中国的史学家必须承认和美化“正统”，以适应历代王朝奠定合法统治基础的要求。在史学典籍中时常可见与正统相对应的僭越、僭伪、僭妄、僭盗、僭乱、绝统等词汇。根据“皇权天授”的唯心史观，任何挑战权威的举动前面都要加上个“僭”字。这种封建专制的流毒时至今日仍然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全部的肃清。
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将“一条河流（黄河）、一种文明（黄河文明）、一个祖先（黄帝）”的中国历史文化史观奉若经典和主流。他们把秦始皇修建的长城作为华夷分隔符号，把长城以外的北方民族统统视为蛮族异类。红山文化的挖掘和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贡献，使已经习惯了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一直以来以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唯一来源的“正统”史学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覆盖众多地理单元的华夏文明是多种文明融合的结果。长城以北也有中华民族更古老的原生性文明，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华文明是众多民族文明融汇交流的结果。北方族系与中华民族的血肉和文化联系证明这里同样是中华文明的血脉和根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再争论的话题。颠覆传统的文明史观不是目的，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在这种文明中挖掘出更多人类的精神力量。
文明反映了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事实证明，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创造的成果。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最后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世界上具有悠久历史的优秀民族。无论从血统和文化上看，汉族本身也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这个概念根本就是古老华夏族和众多已经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合称。这一概念和大和民族以及朝鲜族这样的单一民族概念相比具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这样的一种人类文明面前，一味狭隘和封闭的强调血统纯正的汉族和黄河文明的唯一性都显示出了视野、智慧和格局上的缺陷。
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化”的说法其实是两个概念，一是起源的多元化，二是文明核心的一体化。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已经得到了大量的考古结论的证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其他的比如河姆渡文化，比如良渚文化、比如岭南文化。这些独立起源的的文明有的时间上要超过黄河文明，有的在文明程度上也比同期黄河文明要高。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动摇黄河文明的中华文明核心地位。起源多元化的中华文明正是围绕黄河文明这个核心，数千年相互融合吸收，逐渐形成边际越来越清晰的中华文明架构。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摇篮的历史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厚重，更加精彩纷呈，更加贴近历史的实际。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这一信念不仅没有动摇，反而由于更多文明轨迹的出现和簇拥，使得这一信念更加坚定和理性。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和核心，拥有自身无法比拟的特质和优势。一是融入了中华多元化文明的黄河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多年来传承清晰、脉络明确、稳定持续，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传递性的人类文明。二是黄河流域“中央之国”的中心位置、人文资源、经济优势、文化传承是任何其他文明不能够替代的。环境决定文化，黄河中下游自古以来就是资源最多、最富饶的地方，有发展文明的物质基础。三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最终胜利者的领地。哪个民族强盛了都要在这个舞台上进行充分的表演，他们借助原有的华夏文明，在自己的政治框架下，融合其他文明的优点，使黄河文明成为华夏文明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华文明中心和核心。四是黄河文明的地理中心优势、经济科技优势、民族文化优势使得这种文明和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向心性和赶超性，这使得黄河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融合中具有着先天优势，几千年来一直占有着“高大上”位置。，在中国众多地域文明中，黄河流域文明虽然不等同于中华文明，但却是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和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说黄河文明孕育和推动了中华文明是符合实际的客观判断。
正因为这些原因，尽管在黄河流域外已经发现了很发达的早期文明，这些文明的起源价值不容忽视，但是和黄河文明相比，其文明的代际延续存在极大的问题，辉煌和发达显得很短暂，并且衰落以后很难找回其踪迹。其他如文化延续性差、文字传承不畅、经济基础不牢、上层建筑脆弱等诸多问题制约了这些文明的发展，其起源的多样性并不能影响黄河文明的核心地位。承认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文明构成的丰富性，同时承认黄河文明的核心性和向心能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中华民国代替大清帝国后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民族”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外来词汇。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今天的我们，要认清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和血缘的关系不大。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是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标识。在这方面，文化色彩较浓的“中华儿女”相比偏重血缘的“炎黄子孙”要显得更加科学，因为这会加大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对解决当前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民族自觉性在中华民族正在寻找新的历史方向，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冲突”越来越难以协调的今天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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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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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拉木伦河畔的玄武岩已经有些风化，突出了坚硬的骨骼，给人一种远古洪荒般的神秘。眼前的道路会经常从视野尽头消失，和天空合为一体，使你的大脑中跳出“天路”的暗示。
这里是亚欧大陆的中部，漫山遍野的青翠铺满了目光所及的地方，带来了北方的苍莽和雄浑的震撼。西拉木伦河就像一位质朴、自然、充满活力与尊严的草原姑娘，任何修饰都会破坏这种美的天然，像极了她四周的这块土地。蒙古长调里有一种牵动内心的忧伤，这是自古以来草原游牧生活涂抹上的底色。
在西拉木伦河畔游历，就像在神话和历史中穿行。沧海桑田中的流逝，虽然因年久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岁月深处的力量仍然在鼓荡着我们今日的精神。
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一定有他伟大的历史。历史没有向导，历史也没有导航，历史更不是旅游。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脚步，时空中他的印记永远不会被抹去。历史就是与现实不断的对话，在不断扩展的视野中诠释和衡量科学与道德。历史就是公平与正义的不断积聚，并且无情地嘲笑历史正义性的干扰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历史告诉我们，那就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公平与正义。
今日的世界，政治上面临着资本统治与大众民主的对决；经济上处于全球化在十字路口上的徘徊与抉择。在严峻的风险和挑战面前，中华民族已经将视野投向了整个世界，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比拼的“王牌”就是民族精神的潜质和力量。
我们不缺乏这种力量的储蓄和根脉，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反刍，作历史的知音，最大限度地凝聚这一遗产赋予我们的精神。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不是金钱，不是武力，而是五千年绵延不绝、独树一帜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力量。

月球星人

书写很专业，文史俱通。如果考据精准的话，建议您应该考虑在正规刊物投稿[赞同]

今朝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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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属于你

北方文化太小众了  也难推广    被中原文化压着一直    竞争对手太强   大河文明（长江 黄河）占正统  红山文明又被那些三星堆 马王堆压着   赤峰推契丹  呼盟推鲜卑    估计过几年别的盟市又推柔然 东胡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门关起来 自娱自乐  然后刺激门外的人产生好奇心   让他探头进来

参孙

OMG！介是啥东东！！！

靓儿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

王者百事可乐

发发呆，回回帖，工作结束~

泡菜奶酪微笑

前排支持下

黑白年代

不错 支持一个了

叶露雅

是爷们的娘们的都帮顶！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