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那些馆藏珍宝之河南博物院

一悦轩

作为旅游计划的重点，每到一地，特别是省会城市，必先到博物馆，而且都是头一天早上，早已经成为我出门旅行的习惯。这些博物馆之旅通常会占用上午半天时间。
国内所有的博物馆里，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同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每次落地必去；郑州、洛阳、上海、南京这四家博物馆，因为离我的城市很近，几乎每年甚至每月必去。而在我的城市游记里，因为博物馆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每篇游记的内容便“膨胀”为2万字左右的“体量”，看起来很费时。于是从最喜爱的河北博物院开始，便想单独写一下博物馆的内容，但是因为害怕城市游记的内容会因此分散，于是继续连同其它景点一起写。这样的游记看似内容集中，但是因为担心篇幅拉长，遇上藏品丰富的博物馆，写起来总感觉意犹未尽。所以这次写郑州的游记之前，便想将河南博物院单独拿出来写一篇，连带着把那些藏品丰富的博物馆都单列一篇，形成一个系列。
黄河流域的河南省从远古开始就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境内郑州、洛阳、开封、安阳，都曾做过繁华都城，虽然黄河的泛滥和无数次战争摧毁了曾经的都城，但那些物华天宝的时代遗迹却依然保存了下来，所以河南省博的文物堪称“国宝众多”。


河南博物院始建于1927年，30年代成为继故宫博物院之外，中国最大的综合博物馆。1961年该馆由开封迁至郑州。现在的河南博物院位于在农业路上。河南博物院藏品里，商周青铜器最为著名，其次有玉器、陶瓷、石雕。1930年代故宫文物南迁的时候，河南博物院也曾精选出68箱近6000件文物转运重庆。这些文物中的大部分在1949年11月被国民政府运往台湾。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很多藏品，都是当年从河南博物院转移出去的精品。
河南博物院主展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以元代古观星台为原型的“戴冠金字塔”造型。整座大楼高约46米，底部为正方形，内部设计五层，其中地下一层，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展馆冠部上扬下覆的方斗形，取上承“甘露”、下纳“地气”之意，寓意河南为中原腹地、华夏文明之源，且海纳百川、融汇四方。黄褐色建筑外墙寓意中原“黄土”、“黄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之意。主馆正面从上至下有浅蓝色透明窗与自上而下的透明采光带，以展现中原大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


然而从2016开始，院区中央的主体展馆一直都在封闭施工，
只在外面开辟一处临时展览厅，展览一些主要的馆藏文物。疫情之后的2021年5月在微信小程序上预约省博的时候，正赶上新馆刚刚修缮后开放，这颇使我感到有些惊喜，终于又可以“一饱眼福”了！
河南博物院的17万件文物里，网上通常有“九大镇馆之宝”或者“40”件珍品之说。但是作为旅游者的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商周青铜器、玉器、瓷器、石雕之类的，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看展览也一样，个人眼中的珍宝不尽相同。当然，以我的博物馆之旅的经验，自是不可能遗漏掉太多的“精品”，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英雄所见略同”。
提供了48小时核酸、绿码、刷身份证后跨进“阔别”6年的河南博物院，才发现这主展馆同过去确实有些变化了：整个博物院常规展馆有12个，依次是从1楼到3楼，每一层都有4个两馆。四楼14厅、15厅还辟有明清珍宝展、古代石刻艺术展2个展厅。而每个展馆展览的顺序也是以常规时间轴顺序进行，第1个展馆自然是从远古时代开始的，这样依次参观就可以了。
至于我的参观习惯，绝不会逐厅逐个都看一遍，我总是先“按图索骥”那些比较重要的展品，然后接下来仔细品味。


整个展馆最精华的部分在一楼、二楼，正对应中原文化的鼎盛时期——新石器时期、夏商周和武周时期。这二层花费了大半天时间，三层起展馆就比较简单，可以很快看完。当然，如果想走马观花，几个楼层半天就能参观完毕。对于我这样的文物爱好者来说，就是喜欢那种“慢下来”的节奏，走走停停的那种，这样可以边看边想，边想边回味，像各个展厅的精品青铜器，必须用整个上午时间慢慢欣赏；而瓷器中的钧瓷、汝窑，有时候还会回头看二遍、三遍，所以这样很耗时，也很“尽兴”。


省博青铜器中最出名的就是春秋时期装饰繁复而精致的莲鹤方壶。这件方壶原是成对出土，一件现在国家博物馆，省博展厅内的这一件如今已经成为博物院“9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博物院标志性的宣传符号了。
方壶在古代是用来存储粮食或液体的容器，也是今天酒壶的原型。这件有盖、双耳、圈足、方壶造型的青铜器酒具高约120厘米，口径31厘米，１９２３年出土于新郑城关春秋郑国国君大墓。四面遍饰蟠龙纹的壶身中央均以一正面龙纹作主纹，龙纹四周则是侧面龙纹。所有的龙身饰满相互蟠绕的变相蝉纹，龙首则俯仰不一。而左右两侧下方的龙纹，以龙首和凤首对称分布，首旁还各加缀写实的鸟纹。冠盖上有双层镂空莲瓣，莲瓣中央伫立一只引颈啼鸣的仙鹤，其状似乎随时振翅欲飞，莲鹤方壶以此为名。


此方壶不但装饰有跃跃欲动的龙、螭，而且还出现了莲花瓣这一植物图案，这些神态各具的众多物象使整尊壶体显出高大瑰丽的厚重神韵，但因为这些装饰都是取材于真实自然界的艺术形象，各种装饰便显得杂而不乱，形成灵动轻盈的视觉效果，说明春秋之际造型艺术已经从抽象诡异、“错彩镂金” 的鬼神图案向生动活泼的“自然美”过度。而以莲花为图案的青铜器在秦汉以前仅此一例，说明那时候的青铜器审美艺术已经不单单是装饰作用，而是借助自然界实物的寓意表达深厚的社会生活内涵。特别是那只似在引亢高歌的立鹤，好像站在高高的讲台之上，面对台下的观众发声鸣啼，抒发已见，有一种春秋大变革时期全社会各种思潮争相碰撞的“昔日重现”。郭沫若所云：“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当是较精辟之语。这莲花之上清丽脱俗的仙鹤，可能正是儒家“百家争鸣”社会的一个侧面写照。
除了莲鹤方壶，春秋时期的龙耳虎足方壶也是省博的一尊“名壶”。


这件造型奇特、魁伟气派的方壶高约79厘米，口宽约19厘米，长约23厘米，1979年出土于南阳市淅川下寺遗址的春秋一号大墓。此壶作长方形侈口，颈修长，斜肩，椭方形鼓腹，长方形圈足。其“体量”虽然较莲鹤方壶稍小，但壶身纹饰却比后者更加繁缛精细：壶颈、肩和圈足皆以粗细不等的阳凸线雕出娟丽清秀的蟠虺纹和云雷纹；腹部则留出四块空白，一方面避免了通体细密花纹造成的繁芜，另一方面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长方形盖的盖冠侈张，盖边四面各有一个兽首形边卡，这四个被巧妙设计的兽头正好卡住壶口边沿；壶盖内外壁皆雕镂精细的夔龙纹；壶颈两边则铸接头戴花冠的双龙，二游龙回首上攀，龙颈处中空为壶耳，并套有衔环；壶的最大看点是立体的双虎底座-------俯伏的双虎奋力凹腰，承托全器，突起背、臀使猛虎周身散发出威风凛凛的气势。


这些形象生动的龙、虎线条流畅，怪异灵动，使庄严的器形蕴含着勃勃生机，显示出春秋时期思想解放、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龙耳虎足方壶的龙耳用分铸法铸造，虎足则是用焊接的方法，将它们与壶体连接在一起。这也是方壶铸造上最突出的一点。此壶不但是楚国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也与当年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一起被誉为春秋方壶的绝代双骄。
与此形制、花纹类似的龙耳虎足铜方壶，在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新郑彝器”中也有2件。这2件龙耳虎足铜方壶在1938年文物南迁后先是到了重庆，后来有1件在1949年被国民政府运往台湾，这对20年代出土的方壶从此天各一方，一件在台北博物院，一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幸亏这1970年代又出土了一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河南作为黄河文明发源地的极为厚重的历史地位。


同大家看到的现代郑州缺乏古迹的风貌不同，郑州在历史上曾经是商代都城，后来迁都。比如1974年在郑州商城遗址所在地，杜岭街和张寨南街就出土过2件青铜时代质朴庄重 的“重器”---------杜岭方鼎。后来在1982年、1996年，郑州商城遗址又出土了两批成双成对共6尊青铜方鼎。这些1米来高、3500多年前青铜鼎绝不是一般贵族有权使用，即使是一个大鼎，也必然与商王室祭祀有关，何况两个大鼎非常有序地安放在一起！这些属于商王室重器的青铜方鼎的出土，成为郑州挺进“中国八大古都”的最直接的历史证据！
这2件大小略有差异的方鼎，一件高1米、重87公斤，方形、深腹、双耳四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两侧及下部饰乳丁纹，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较小，高 0.87米，重约65公斤，就是现在看到的被称为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的杜岭方鼎。




这件造型浑厚庄重的商代早期方鼎鼎口沿外折，四边长度均为６１厘米，两侧沿面上有微微外张的圆拱形立耳，耳的外侧面呈凹槽形。它的8组饕餮纹（兽面纹）和乳钉纹规则地分布在鼎四壁的中上部和四周，散发出雄浑庄严的王者风范。方鼎不但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完美、保存最完整的青铜鼎，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装饰饕餮纹与乳钉纹的中国古代礼器。每每看到杜岭方鼎上的乳钉纹，都令人想起故宫大门上九纵九横，八十一个“乳钉”。这种联想带给人的是一种历史传承的内涵，使人感觉到一种厚重、美好的非常自信的文化心理体验。
1979年在南阳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著名青铜器里，除了前面提到的龙耳虎足方壶，还有一件通高62厘米、口径62厘米、匕长63厘米的春秋王子午鼎。


此鼎侈口，束腰，鼓腹，平底，立耳外撇，兽首蹄足，造型精美合度。器身六条昂首卷尾、攀缘附壁的怪兽均采用失蜡法铸造而成，具有很高的艺术与科学价值，也使铜鼎的外形看上去刚健挺拔，而器表浅浮雕的那些繁缛生动的蟠螭纹、窃曲纹和垂麟纹，反映出楚文化特有的艺术审美理念，是已知春秋中晚期最具楚国风格的典型铜鼎。


此鼎内壁及底部有书体纤秀隽美的鸟篆铭文14行84字，大意为：王子午自铸铜鼎，以祭先祖文王和进行盟誓。我施人民以德政，因而受到尊重，望子孙后代以我为准绳。“王子午”即文献所载楚庄王之子，字子楚，楚康王时为令尹。这一有明确人名和纪年的铜鼎，也为研究楚国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同期在南阳市淅川下寺出土的青铜器里，还有一件云纹铜禁。
青铜禁作为承置酒器的案具，起于西周初年，灭于战国时代。之所以称“禁”，是因为周王朝在总结夏、商灭亡原因时，认为都是“嗜酒无度”造成。中国出土的“酒禁”极少，约略只有3件，另2件分别在美国纽约市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


这件长方形云纹铜禁铸造于春秋中期，铜禁纵长131厘米，横长68厘米，通高约29厘米，宽46厘米，重达94公斤。由禁体、12条龙形附兽、12条龙形座兽三部分组成。禁体由禁面及四周侧壁组成。铜禁四周装饰有多层透雕云纹。云纹下面由数层粗细不同的铜梗组成错综复杂而又玲珑剔透的花纹。内层以粗而直的铜梗做骨干；中层铜梗稍细且从上而下向两侧伸出后再向上弯曲；外层的铜梗则最细，呈相互独立的卷草状。内、中、外三层铜梗相互套结，但内层粗铜梗起着支撑禁身的主要作用。禁面中间留一长方形平整光亮的素面。禁身的上部四周攀附有12条龙形怪兽，前后各4条，左右各2条，它们凹腰卷尾，探首吐舌，面向禁中心，形成群龙拱卫的壮观场面。禁的下部是12条虎形怪兽，两长边各3只，四角及两短边各1只，蹲在禁下作为足支撑器身。这种错落有致的奇巧造型洋溢出一种神秘而个性张扬的气氛，使整件器物充满了霸气十足的神韵，令人叹为观止。




云纹铜禁的瑰丽不仅在于精美奇巧的造型设计，其精湛的失蜡工艺更是将中国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100年，证明失蜡法不是舶来品，这种工艺至少在2500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相当成熟，是中国固有的三大传统铸造技术之一。因为文献所见中国最早用失蜡法工艺的时间是在唐初《唐会要》中，所以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失蜡法工艺源自印度。而云纹铜禁作为中国发现的最早失蜡法铸件，显然使这些误解不攻自破。
1993年出土于平顶山应国墓地的柞伯簋被称为中国竞技比赛历史上最早的一座“奖杯”。


此圆形敞口、卷沿、斜方唇的青铜簋通高约17厘米，口径17厘米，内束的短颈部二侧分别装饰对称的1组4个以细雷纹为地纹的凸目夔龙纹，每侧四个夔龙纹各以一浮雕兽首为中心，且同侧夔龙纹均前后相从地面向兽首；浅浅的腹身外鼓且略下垂，腹部饰两组以细雷纹衬地的凸目兽面纹，且在每组纹样的左右两侧配以两个相对称的夔龙纹。腹部二侧各饰一龙首形耳，耳上端饰龙首，位于颈部，下端位于下腹部，两侧饰阴线C形卷云纹，整个耳部作龙口吐长舌向下内弯曲状，耳下垂珥。略外撇的矮圈足部饰一周侧视的三角形凸目蝉纹。内附接一直径约14厘米的素面喇叭形支座。此簋制作精细、别致，装饰纹样布局合理，对称庄重，线条流畅、飘逸，在目前已发现的商周铜簋中绝无仅有。


这件柞伯簋最具文物价值的地方还在于簋内底部铸刻的8行共74字铭文。这8行铭文再现了西周时期周康王举行大射礼，柞伯射箭夺冠并用周康王奖励给他的铜料铸造这座青铜簋以作纪念的历史片段。因铭文指明了柞伯这位作器者，故名西周柞伯簋。这篇记叙文体的铭文读来简略得当，用词严谨，不仅布局紧凑，字体更是秀丽端庄，堪称早期书法珍品，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除了柞伯簋，1988年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还出土一件著名的西周鸭形盉。


盉与爵配套可以盛酒，与盘配套亦可盛水。这件通高25厘米、长32厘米的青铜盉整体酷似水鸭，故称鸭形盉。盉以鸭腹为器身，背部开口，上面加盖，腹下铸柱状足，鸭首为流，相当于壶嘴；鸭尾作鋬，类似于壶把儿。鋬上站立一小铜人，以其手足将器身与器盖巧妙地连为一体。盉盖沿与口下饰长尾凤鸟纹一周，器物上的龙、牛、鸭、人等形象逼真，这些图案被巧妙、和谐地布置于器物的适当位置上，充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一件将艺术之美与生活之美结合的绝妙佳作。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盖内笔画均匀，字迹清晰的43字阴刻铭文。铭文记述应国使者“匍”到氐这个地方探访邢国的国君邢公，邢公派一名叫“的”官员会见了他，并赠送给他一些礼物。后来匍用邢公所赐的铜做了这件盉，以作纪念。这些铭文印证了古文献中应国和邢国存在的真实性，堪称是一部中国早期的外交史。另外，该盉之所以设计为鸭形是起因于西周严格的等级制度，像匍这种卿大夫一级的贵族，只能用鸭、鹅之类造型的器物，这件鸭形盉因而也成为一件研究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实物资料。
“西周第一角”--------父乙角也是省博收藏的一件青铜器珍品。


青铜角作为酒器中的一员，传世和出土数量很少，而且因为青铜角流行时间短，仅见于商末周初，即使出土一些，也多为器物较小的实体。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父乙角不但“高大”，而且同时出土2件。这2件青铜角在1986年出土于信阳浉河区狮河港。目前展出的此件父乙角高29厘米，口长20厘米、宽约10厘米，上有盖，盖顶有脊，脊的中部有桥形钮。器口呈橄榄形，颈部收敛，腹壁微鼓，一侧有首状，圜底，三棱锥状足。盖与器身饰有雷纹衬底的饕餮纹与蕉叶，盖内与器身壁对铭12字：“晨肇贮用作父宝尊彝册”。这件通体黑漆发亮的父乙角，不但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清晰的铭文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目前已知角器中尺寸最大、纹饰最美、铭文较多的角器。站在安静的展厅中观赏这件古意隽永、乌黑外观的父乙角，思绪瞬间回到了“酒池肉林”的商周时代，鼻翼间也仿佛充满了浓浓的美酒香味。
省博还有一件1955年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兽面纹铜罍，这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青铜罍。


这件高约25厘米、口径13厘米的青铜器罍为敛口，沿外翻，长束颈，折肩，深腹下收，圜底。高高的圈足分上下两部。其整体器壁较薄，束颈上部外撇弧度较小，下部外撇弧度较大；折肩较宽，肩与器腹交汇处有一明显折线；上部圈足较宽，外撇弧度较小；下部圈足较窄，外撇弧度较大。饰有两周凸弦纹的上部圈足有等距离分布的三个十字形镂孔。上下两部分连接处有一很窄的折边。铜罍颈部上端装饰较紧密的凸弦纹三周；弦纹下等距离装饰三个蛇头、尖尾的龟形图案，乌龟背部装饰一圆涡纹，四足则呈云纹状；肩部与颈部连接处饰斜角云雷纹带一周；腹部纹饰由上下较窄的云雷纹带和中间较宽的兽面纹带三部分组成，兽面纹带由三组近似的兽面纹饰组成，兽面的眼、眉、鼻和口皆微凸出器面。作为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青铜罍，因早期青铜工艺的局限，其腹部有明显的范缝痕迹，范线皆穿过三个十字形镂孔，也使这件商兽面纹铜罍成为研究早期青铜器范铸工艺的重要实物，是商代中、前期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


青铜器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酒壶”类的青铜觥。在我的珍宝系列短篇里，曾经写过一篇《来自殷墟的龙凤青铜觥》，所以每次到博物馆，我都会特别留意这些造型别致的“酒壶”。
河博有2件很别致的青铜觥。其中一件圆簋形“长子口”簋形觥最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在大多数图案狰狞、怪异的古代青铜器里，大约只有这件青铜觥的造型最为祥和，惹人怜爱。这件青铜觥的出土时间并不长。1997年在鹿邑县太清宫镇的长子口墓被发掘后入藏河南博物院，被网友评为最“萌”的青铜器。


这件通身遍布绿锈的西周早期青铜觥通高24厘米，长约32厘米，分盖、器两部分。盖身呈圆形，觥盖前端为一圆雕而成的昂首而出、长颈鹿角形双角的兽首，其圆突的臣字形目，大弯勾形眉，呈现出祥和、萌态的神气。其双角之间向盖面浮雕出兽身，绕盖钮盘旋一周，长尾内卷，前部伸出四爪锐利的双足。在此龙外围又浮雕2龙，绕盖半周。3条巨龙张口舞爪，盘绕于盖面。后端上翘的尾部呈宽扁形，中置半环形钮。盖沿内折，伸出子口，套合于器口。宽圆的器身一侧向上斜伸出宽短流，侈口圆唇，微束颈，圆圆的鼓腹上部等距离分布四个兽面饰。圆底的圈足外撇，足底加厚。与龙尾对应的腹部置半环形兽首鋬手，下有长方形垂珥。器底内壁与盖内壁均有铭文“长子口”三字说明墓主人身份。对研究长氏与商、周王朝的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商周青铜觥里，这种簋形觥造型极为罕见。此觥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相结合的装饰工艺，独特而又精湛。而无地纹的觥面使整座青铜觥看上去明快疏朗，纯熟、灵巧的装饰手法使这件青铜器成为西周早期的国宝级文物。
另一件青铜觥就是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司母辛四足觥。


通高36厘米、通长47厘米的这件带盖四足觥为短流、扁圆形、矮圈足的牛形觥。这件构思奇特的青铜觥“四足”为两蹄、两爪：前足为蹄，后足为爪。从整体看，其前部似昂首而立、上有卷曲犄角的牛首；中脊至尾为卷龙纹；后部看似敛翅挺胸的鸱鸮。觥尾部有兽首形鋬。周身满布精美的夔龙纹、鸟纹等神秘动物纹饰，为厚重的青铜觥增添了华美气息。因器内底部及盖内均铸“后母辛”铭文，故名。这件青铜觥是妇好去世后，她的后辈专为祭奠所铸的青铜礼器，其充满想象张力的牛、鸮合一造型，使这件青铜觥令人印象深刻，也使它成为一件的瑰伟奇丽的商代青铜器代表作品。
谈到了与妇好相关的司母辛四足觥，另外一件妇好鸮尊更是被列为省博“9大镇馆之宝”之一。


尊，是一种古代盛酒礼器。这件通高约46厘米、口径16厘米的商代妇好鸮尊1976年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同中原大地出土的众多青铜重器一样，妇好鸮尊也是一对，其中的一只后来被送到北京，如今在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常年展厅布展。
鸮鸟在古代就是猫头鹰。这一勇猛的禽类一直是中原先民崇拜的图腾。


妇好鸮尊整体为站立的鸮鸟形态，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妇好鸮尊的鸮喙与胸颈上饰有密布的蝉纹，高冠外侧饰羽纹，内侧则饰有倒夔纹，两侧又各饰一身双首的怪夔一条，其双翅装饰卷曲的长蛇，间杂菱形纹。鸮颈后饰有兽面纹。背后鋬下饰展翅飞翔的鸮纹。整件鸮尊的纹饰精巧且主次分明，色调层次变化明显。主纹高出器物表面，再以阴线刻纹相辅，把“猫头鹰”这个夜的使者塑造的更加凝重威严，神秘瑰丽，展现出器做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构图能力。因器身口下内壁有铭文“妇好”两字，故名。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一位威震四方的女战神。所以妇好鸮尊不但是中国最早的鸮形酒器，而且具有商代铜器的大气肃穆的风采，更因其英姿飒爽的独特器型被专家视为妇好的“代言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鸮尊正好代表了妇好战功卓越的一生。如今，这件鸮尊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繁缛富丽的线条和立体感极强的造型成为商代青铜器珍品，并因此被列为中国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1990年出土于淅川徐家岭的青铜神兽也是省博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青铜神兽为春秋晚期楚国器物。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悬鼓用的鼓架或者是摆放编钟用的编磬架。其通高48厘米，长47厘米，宽27厘米。由龙首、虎身、豹尾组成。龙首上兽角由六条小龙盘绕纠缠而成。其双目圆睁凸起，张口吐舌，口内獠牙交错，两颌后各塑有一曲绕的柿蒂花形耳。神兽身体似长颈高昂的猛虎，虎颈上折出子口以套龙首。虎前身下卧，弯腰翘臀，豹尾上扬并后卷，兽腿粗大健壮，扁平着地的足部呈龟足状。方形卯口的虎背上插一方形榫头的曲尺形支座，支座上承接一奔兽，奔兽口中衔一吐舌的曲体龙，两后爪蹬于神兽颈部，似乎正在跳跃，而神兽臀部还有弯曲盘绕的龙形插座，虎身腹下又有一半环状纽。


附着在兽体上的这些怪兽，并非与神兽连成一体，而是利用分铸活套方法使附件可插接在主体上，使之可进行自由拆装，且部件之间对接紧密，充满力学原理，展示了楚人对青铜铸造艺术的独特理解。不仅设计巧妙，铸工精湛，此神兽通体还以大量孔雀石镶嵌出龙形、凤鸟形、云纹、涡纹等图案，这些装饰看上去碧绿华贵，弥漫着远古楚地浓厚的神秘色彩，给人以“天马行空”的自由、浪漫的艺术想象空间。
一想到青铜器编钟，大多数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因为那是一套非常著名的青铜乐器。但是省博却有一件比曾国墓出土编钟还要早100多年的春秋王孙诰编钟。
作为先秦时期宫廷乐器的青铜编钟，一直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这套王孙诰编钟共26枚角钟，是我国出土春秋时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广、音色最好、制作最精的一套青铜打击乐器，比湖北曾国墓中的编钟要早100多年！王孙诰编钟的下层八钟为低音部，做“和声”之用；上层排列密集的18钟为中、高音部，可演奏旋律。该编钟为双音编钟，一个编钟以正鼓部和侧鼓部可以同时敲出一个非常和谐的三度音程，其音域可跨越四个半八度。经过专家试验论证，王孙诰编钟演奏的音色不但极富穿透力，而且演奏效果气势磅礴。


整套编钟里最大的一枚角钟重153公斤，最小的重约3公斤。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钟身呈合瓦状，每件甬钟不但铸有精致的花纹，在突起的乳钉纹中还刻有许多铭文。这套编钟是王孙诰为其父楚庄王铸造的礼乐之器，编钟铸铭17篇，长达117字，大意为：王孙诰作钟以乐楚王、诸侯嘉宾及父兄诸士，万年无期。
这套王孙诰编钟大大凸显了了我对编钟知识的“孤陋寡闻”：原来编钟里不止有曾侯乙编钟！
眼前的编钟如列阵的士兵，静静地矗立在展厅的玻璃展柜中，散发出威严而又凝重的王室气派。而我的耳边，也仿佛传来一阵阵大气、恢弘的飘飘仙乐，这来自楚王宫廷内的乐声是那样古朴，辉煌，以至于我当时真想随着虚幻的音乐手舞足蹈一番了。
看看手机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从早上9点多看到现在，早已疲惫不堪的我肚子有些饥饿，因为这里没有餐厅，便赶快打开早上预备的零食充饥。之后继续参观。
河南博物院的玉器里，首推西汉金缕玉衣。


玉衣是丧葬用玉中的最高档次，依死者爵位高低又分金、银、铜缕三种玉衣，在初行玉衣的西汉时期，皇帝、皇后、王侯皆可使用金缕玉衣。
以前在河北博物院、广州南越王墓、南京博物院都看过金缕玉衣，这次在省博观看，自然又是一番“驾轻就熟”。至少知道该怎样“快捷”的欣赏，以节约时间。
这件玉衣被称为“僖山金缕玉衣”。1985年出土于商丘永城僖山一号汉墓。 玉衣长度为1.76米，由2008块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其形制与河北满城中山王夫妇墓、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玉衣大体相近。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组成，左右裤筒按人体下肢的形状制作，手套作握拳状，鞋套为方头平底高腰形制。玉衣片绝大多数两面磨光，少数仅正面磨光，背面保留有切割痕迹。大多数玉衣片为素面，有少数玉衣片为其它玉器残片改制而成，上面保留有旧有纹饰。据考证，这件玉衣的主人为塟在僖山的西汉梁国第十代国王梁夷王刘遂，是河南省目前所见保存玉片最多、唯一能复原的西汉王室金缕玉衣，也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省博“9大镇馆之宝”中的玉柄铁剑，因为难以分类，姑且把它归入“玉器”一类。


这件1990年出土于三门峡市虢国墓地的西周晚期玉柄铁剑
通长34厘米，柄长12厘米，剑身长22厘米，号称“中华第一剑”。
考古学将漫长的人类社会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历史学上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三种社会形态。而这把制作精美的玉柄铁剑由铁质剑身、铜质柄芯和玉质剑柄嵌接组合而成，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于一体，代表了3个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极富象征意义。与剑身相连的圆柱状玉质剑柄由上好的和田玉制成，白中泛着晶莹绿意，上面精雕有竹节饰纹。剑身和玉柄接合处还镶嵌有绿松石。这把铁剑不仅做工精美，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把中国冶铁向前推进２００年，标志着中华文明发展的青铜时代行将谢幕，铁器时代已经萌芽。
省博的跽坐人像有2个，一个是跽坐人形玉佩，一个就是玉虎形跽坐人像。


跽坐人形玉佩1976年出土于安阳小屯妇好墓。这件商代晚期玉佩由玉质莹润的青玉圆雕而成，高约6厘米，宽约3厘米，玉佩上的小人猴面、跽坐、双手抚膝，宽阔的额头上留一周齐眉短发，蒜头鼻，小眼睛，微微张嘴。上衣缘及臀部。憨态可掬。颈下与后脑有一小孔相通，身下两腿之间也有一孔用于佩带或插嵌。这件玉佩生动写实，工艺设计水平高超，是目前出土商周圆雕人物中比较完美的一件玉器。
1997年出土于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玉虎形跽坐人像也是省博的一件珍贵玉器。


此圆雕人像高5厘米，宽2.5厘米，厚2.8厘米。顶部沁色较重，有褐斑，从正面看是一跽坐状“虎首人身”形象。虎首高昂，鼻孔微小，长圆形眼，半圆形双耳，有牙齿显露的夸张大口。虎头以下为跽坐状、前倾人体，其双手扶膝。五指向下，足尖点地，臀悬空，未露足趾似着鞋，身着衣，双臂刻极简线形夔纹。从反面看，整个背面呈蹲立状鸱鸮形，人背作鸮身，人胳膊作双翼，人双足作鸮足，昂首挺胸，怒视前方。虎双耳为鸮耳，以强有力的凹线纹刻出双眼，鼻凸起，圆目突睛，喙下一圆孔。颈部下凹线纹刻羽翼于两侧。


此像体型很小，能在不足手掌大的玉料上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虎首、人身、立鸮三种形象本已难得，加之三种形象完美结合在一起，使整体造型流畅协调，丝毫没有突兀感。在造型、雕工、创意等方面，此器均属商周圆雕玉人中的杰作。
谈到玉佩，1991年出土于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的西周七璜联珠组玉佩当是最高级别的一套。


这套由7件自上而下、由小到大依次递增的玉璜组成的玉佩通长约87厘米。各璜之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与琉璃串珠连缀而成。上部由一件人龙合纹玉佩、18件玉管与分别两行12组的103颗红玛瑙珠相间串联而成；下部由7件自上而下、大小依次递增的玉璜与纵向排列成双排四行相互对称的20件红色圆形玛瑙管、117颗红色玛瑙管形珠、108颗浅蓝色菱形料珠相间串联而成。这套组玉佩结构复杂、组合规整、饰纹精湛，是虢国君主虢季身份地位的标志和象征，代表着西周贵族的佩玉等级，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周代组玉佩中形制与联缀方式最为规范完备的一组，是研究西周时期礼玉制度的重要实物。
当年的三门峡虢国墓地还出土了一件西周玉覆面，也是一件国宝级别的玉器。


玉覆面也称“缀玉瞑目”，或称“缀玉面罩”，是用玉片串缀起来覆盖于死者脸上、兼做防腐的装饰用具，也是金缕玉衣的前身。
这套玉覆面由58片玉器组成，其中印堂1枚、眉2枚、目2枚、耳2枚、腮2枚、胡须2枚、鼻1枚、口1枚、下颚1枚共14枚形同五官的玉片合成“五官七窍”。这些缀玉片皆由新疆和田青玉制成。除象征下颚的玉璜之外，绝大多数用其他旧玉器改制而成。部分玉片改制时还精心保留着原玉器的局部纹样。这套缀玉瞑目保存完好，是目前在西周时期墓葬发掘中所能见到的结构最为完整、形制最为规范、工艺最为考究的缀玉瞑目，也是省博馆藏玉器中的佼佼者。
省博的陶瓷器里，本来最想看到的是那件彩绘鹳鱼石斧纹陶缸，工作人员说早就被送到北京国家博物馆去了。他说目前馆藏的另一件新石器时代彩陶双连壶同样值得一看。


这件高约20厘米的陶壶1972年出土于郑州大河村遗址。此壶由两个造型相同的壶身连为一体，故名。2壶外形均为喇叭口，束径，鼔腹，小平底。2壶腹部连接处有一椭圆形孔相通。壶二侧各有半环状器耳。泥质陶壶通体施棕红陶衣，颈部至底部之间绘黑彩横平行线纹，一侧绘有15条，中绘竖短线；另一侧仅绘14条，在平行线中绘斜竖短线。这件造型别致的彩陶双连壶彩绘线条古朴流畅，风格独特，可能就是交杯酒的鼻祖，被誉为中国古代彩陶之冠，丝毫不亚于那件被送到北京国博的彩绘鹳鱼石斧纹陶缸。如此看来，这趟阔别5年的省博之旅还是非常值得的。
省博的“9大镇馆之宝”中，有2件瓷器曾经以“高票”入选，其中一件便是白釉绿彩长颈瓶。
由于工艺要求较高的白瓷生产晚于青瓷，作为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白瓷器之一 ，1971年出土于安阳的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是中国制瓷业由单色釉向彩色釉工艺发展重要一步的见证实物，开创了中国陶瓷釉彩装饰的先河，为唐三彩的横空出世奠定了工艺基础。目前已经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这件造型规整、古朴的白釉绿彩长颈瓶高约22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7厘米，敞口，细长颈，鼓腹，浅圈足，底部微凹，颈肩相交处有一道弦纹。胎料细腻的器身施纯正透明白釉，釉色薄而滋润，玻璃质感较强，虽说长颈瓶的白瓷部分并不洁白无瑕，釉色普遍白中泛黄，有些釉厚处甚至泛青色，但是因为腹部乳白色透明釉上施了数道翠绿斑驳的绿釉，这几抹淡淡的绿釉由瓶肩流下又微微晕开，简洁明快的深色绿彩好似随意泼撒在器身，犹如白色雪地下露出的一片青绿原野！明快淡雅的色调对比给人带来清新自然的感觉，更在庄重饱满中透出了生机勃勃的灵气！


站在展厅细细品位这尊白釉绿彩长颈瓶，那几抹浓淡相宜的绿釉，仿若随着时光流逝一直在静静流淌，它们历经千年，将这冰冷、无声的瓷器注满了尊贵而又充温暖的气韵，及至现在，这青翠的釉彩仍在博物馆展厅的光影里律动不停。
在汉唐“龙兴之地”的中原大地上，唐三彩从来都是如雷贯耳般的存在，省博的三彩凤首壶就是这其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这件唐代巩县窑三彩凤首壶高约32厘米，腹围约40厘米，1965年出土于洛阳东郊塔湾村。凤首壶在唐代颇为流行，其造型吸取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特征，以凤首作盖，以龙身为柄，壶身保留了南北朝盛行的莲花尊式样。此凤首壶的壶身修长，椭圆形口，颈部塑凤首，高耸的凤冠为壶口。壶腹呈椭圆形，下有喇叭形高足。壶腹两面的纹饰一面是凤鸟纹，另一面是狩猎纹。壶体遍身施赭、绿、蓝、白等釉色，每种釉色都表现出了从浓到淡的渐变层次，呈现出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艺术效果，当是唐三彩中的精品。
河南博物院之所以出名，除了众多如灿烂繁星般的青铜珍宝，还因为有很多馆藏的宋瓷精品，尤其是宋代钧窑和汝窑。
钧窑的窑址就位于河南禹县，始烧于北宋，金、元继续烧造。钧窑最大的特色就是红釉与天蓝釉通过窑变产生的那种绚丽多彩的玫瑰色、丁香紫色调，其色泽自然成趣，素有“月夜望星空，晖晕自然成”的美誉。


省博收藏的这件宋代钧窑玫瑰紫葵花盘高约3.3厘米，口径19.5厘米，足径8厘米。造型呈葵花口，浅腹，圈足。通体施青灰釉,釉面布满开片，盘体大片的玫瑰紫彩斑就是以著名的窑变工艺烧制而成。这厚重鲜艳的红斑宛如夕阳西沉时天边出现的一抹玫瑰紫彩霞，同盘底天蓝的釉色相映交辉，典雅大方，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无穷意境。不仅如此，在馆藏众多的钧瓷中，宋代官窑制品及其稀少，多为北宋以后金元时期瓷器，因而这件来自宋代官窑的葵花盘便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了。
虽然金元钧窑瓷器比之北宋钧窑在理论上稍显“粗糙”，但实物中也有一些可以同宋瓷媲美的“例外”。有一件金代钧窑天蓝釉菱口大碗就是这一时期的精品。


这件菱口大碗高 12 厘米，口径24厘米，底径8.3厘米，是1978年在长葛石固遗址窖藏出土的。圆唇、直口的菱花瓣形碗体为圆曲弧腹，碗的小圈足较高而直。此碗仿金银器造型模制而成，通体施天蓝色釉，釉面局部有小气泡，布满小开片，有星散的铁斑，口沿及菱瓣凸起处釉薄，足端露胎处有棕黄色护胎釉。此金代钧窑制作精良，已经成为馆藏瓷器中非常珍贵的一件钧瓷代表作。
要论瓷器中的稀世珍宝，北宋汝窑自是当之无愧的一员。汝官窑烧造时间极短，大约在北宋晚期烧造20年之后彻底消失，技术失传。而“汝”就现在河南汝州市，在宋代它也叫汝州，后来撤州改县，叫临汝县。汝瓷最常见的釉色是天青釉，如雨后天晴的天空般匀净淡雅。“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这句，就是对汝窑的诗意赞美。当今世界范围的博物院数以千计，但藏有宋汝瓷者不足10家，这几家博物馆的馆藏汝窑传世物统共不足70件。而河南博物院一家就收藏了5件！比如清凉寺村出土汝窑天青釉盏托、器盖、折肩瓶，1件拼接修复的天青釉鸳鸯钮熏炉盖，1件完整如新的天青釉盘，颇为其它博物馆艳羡。


1987年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了几件汝窑瓷器，但是因为发掘困难，多为破碎之器，只有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是当时发掘中获得的唯一一件完整的汝窑器物。
此鹅颈瓶高约20厘米，口径约6厘米，足径约8厘米，此瓶敞口、细颈、鼓腹、圈足，器身轮廓呈流畅的“S”形曲线。这独一无二的造型被称为“鹅颈瓶”。
这种曲线灵动又不失庄重的造型在汝窑传世品中绝无雷同！鹅颈瓶的颈部及腹部剔刻有若隐若现、简洁写意的折枝莲花纹，看上去淡雅端庄而又凝练沉稳。不仅如此，开片疏密有致的器表满施匀净莹润的天蓝釉，其稀如晨星的釉色更是及其罕见。鹅颈瓶的釉色比“天青釉”更深，更显宁静，被称为天蓝釉：天下名瓷里汝窑为魁，而汝窑有“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之称。


天蓝釉的形成，主要是在烧制过程中窑位与火候恰臻妙处，全凭窑工主观经验把握，因此成品率极低，传世极少。全世界现存馆藏加上民间收藏的不超过150件御用汝窑器中，天蓝釉器物只有5件！而5件里只有省博的这只完美无缺！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其他的天蓝器物全都是素面，这件鹅颈瓶是唯一的刻花作品！
所以这件北宋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堪称举世无双的汝窑之最！
正是凭借这些特色，在2007年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评选中，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才“众望所归”地轻松入选“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
馆藏金银器中，以武则天金简最为著名。
这通于1982年在中岳嵩山峻极峰附近被当地农民发现的长方形金简长约３６厘米、宽８厘米、厚０.１厘米、重约２２4克。其整体素面，为纯度96%的黄金制成，正面双钩錾刻遒美健秀的小楷铭文3行63字：“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此刻工高超、线条笔画虚实结合的金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枚金简，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武则天遗留的唯一一件与她本人相关的可移动文物，堪称稀世珍宝。
这通金简是77岁的女皇武则天在公元700年7月7日，来嵩山举行道教祭祀活动时刻下的，古称“投龙金简”，女皇随后派遣道士胡超将此金简从嵩山山门处投下，以求除罪消灾，为大唐社稷祈福。
站在金简展柜前仔细品读，可以想象到女皇武则天当年驾临嵩山祈福时锦旗招展的宏大场面。这埋藏刻写天子心迹的简、策，曾是祭祀、封禅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简、策上呈于天，是天子与天帝的“私话家语”，是国家的“最高机密”。而此种埋藏诡秘的“最高机密”从来典籍都难以辑载，史家更是无从所获，而随着这通金简因一位芸芸众生的偶然发现面世，这古老神秘的天子与天帝“人天交通”的大门轰然洞开，岂不应验了那2句古话：“沧海桑田”，“世事难料”！
1988年在南阳市邓县福胜寺塔地宫出土的北宋金棺银椁也是省博的一件珍贵金银器。


这件金棺长约19厘米，宽11厘米，高14.5厘米，重达615克；银椁长43厘米，宽20厘米，高34厘米，重约2384克。金棺由器盖、棺体、底座和棺正面装饰檐板四部分构成。棺体、檐板、底座由一根金线穿孔连为一体。其中底座与棺体连接穿孔6处共14个孔；右下角有4个穿孔，各孔两两贯通。银椁由椁盖、椁身和基座三部分组成。椁身正立面、后立面饰刻有屋顶、大门纹样；椁身正面外部立两根檐柱，其上承托仿木结构的房顶与基座连接，宋式单勾阑的银椁基座上饰一圈造型古朴的栏杆。这件金棺银椁不但融入了宋代建筑式样，而且棺体释迦涅槃图中所绘人物皆为中原居民体貌特征，体现了佛教文化已经日渐本土化的趋势。在目前已出土和发现的金棺银椁中独具特色，也是省博中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金银器文物里还有一件三国魏“关中侯印”龟钮金印也很出名。




这件下部印体呈方形的金印通高2.2厘米，重约128克，1951年在南阳卧龙区石桥镇出土。金印上方的印纽为一昂首爬行、双目圆睁的乌龟，前伸的龟首雕刻精细，看上去活灵活现。乌龟背部刻凿有简洁的直线纹和人字纹，背部边缘则排列有清晰美观的圆圈纹和半环纹。正方形印面篆刻有“关中侯印”四字。印文布局周正、严谨，方中带圆的字体笔划遒劲、浑厚，给人以威严大度的感觉，是一件研究汉魏官职制度和汉文书法演变的艺术珍品。
除了青铜器、玉器、瓷器，省博的石刻文物也是其宏大藏品中的一大亮点。
1929年在洛阳偃师城南辛家村发现的东汉袁安碑是一件极为罕见的汉代篆书碑刻，同时也是小篆体书法珍品，被誉为“汉代小篆第一”。


这通立于东汉永元四年(9年)的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有残损。残碑高约139厘米，碑文共10行，满行存15字，内容主要记载袁安的生平，比《后汉书•袁安传》的内容略为简约。 此碑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用篆书写就的汉代墓碑，其结构严整，清晰的笔画浑厚圆润而又稳重朴素，字口锋颖如新，骨力劲拔；柔中带刚的线条纤细而又遒劲流畅，字体飘逸而又方正端庄，最令人惊奇的是这座石碑第五、六行之间有一圆形碑穿，正当碑中，为汉碑之所仅见。
保存相对完整的《袁安碑》在整个篆书书法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汉代篆书传世作品极少，《袁安碑》的发现弥补了汉代篆书的空缺，不但是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也是汉代小篆书法的杰作，“汉代小篆中堪称第一”的美誉绝不为过。
刘根造像碑也是馆藏石刻里的一件珍品。


刻于北魏正光五年(公元524年)的刘根造像碑光绪年间出土于洛阳偃师韩旗屯村。这通高约40厘米，宽144厘米的石碑雕刻共分三部分：中为线刻释迦说法图，左右为“佛弟子刘根四一人等敬造刑记”和题名。说法图中高髻清秀的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上，右足外露，裙裾覆搭座之上部。其外着双领下垂式通肩大衣，内着僧祗支，手施说法印。身后有莲瓣形火焰纹背光和圆形头光与身光相连。画面上部有满饰山花、蕉叶、莲花、莲瓣、三角垂珠等纹饰的圆形华盖。主尊前方左右各刻二身头束花髻、颈佩项饰的供养菩萨，其下着长裙，跣足立于莲花座上，身后刻有椭圆形头光。画面左刻造像记19行，满行17字，其中铭记中“刘根”二字较为突出醒目。右刻造像主题名18行。
此碑采用中国传统的减地阴线刻的技法，不仅是一件刻画细腻的线刻造像，也是一件雕刻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堪称“龙门二十品”之外的又一魏碑书法精品，是一件难得的亦书亦画的石刻精品。




除了这2通石碑，宋陵石刻头像也是馆藏的一件石刻精品。
这件2009年出土于巩义宋陵周王墓的圆雕石刻头像仅存颈部以上部分，且左耳残缺。头像通高80厘米，头宽20厘米，厚33厘米，这尊头像的额丘、眉弓、颧骨、下颊、鼻梁等面部五官极为写实，颇有欧洲文艺复兴雕塑的人体比列科学特点。其眼部被运用凹刻线条技法突出瞳孔，以使人物的眼角下耷，肃穆哀戚的表情便由此凝聚在面部而瞬间爆发。不仅面部刻画细致，头像眉毛、胡须及脑后的发丝也都雕刻得丝缕分明，把一位圆润俊秀脸型的哀愁男性形象刻画得入目而又传神。头像所带高冠则采用了减地浅浮雕手法，其通体雕刻纹饰，尤其高冠正中刻画的那朵外形饱满的牡丹花，曲卷翻转的花瓣生机勃勃，而两侧的蔓草纹，冠底装饰的菱形叶片、额花纹饰，又使得头像显出庄严华贵的气韵，堪称北宋皇家石刻造像的辉煌之作！
除开以上的大类，省博的杂项藏品中，还有一些“9大镇馆之宝”中的文物，下面就一一道来。
四神云气图壁画被称为“敦煌外之敦煌”。
这幅长约5米，宽约3米的西汉早期壁画，1987年出土于永城芒砀山梁国王陵区柿园墓的墓室顶部。壁画主题图案以朱砂红为底色，上面用白、绿、黑等颜色绘有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等四种神禽异兽，以及灵芝、花朵和云气纹等吉祥图案。壁画中央有一条飞腾状的7米长带翼巨龙。遍身鳞纹的巨龙身呈“S”形，其足踏云气、长枝花朵等，青龙用弯曲、有力的龙舌钩卷住一怪兽（玄武）尾部。这只怪兽为鸭嘴、长颈、鱼身，身覆鱼鳞纹，背生羽翼，似在同青龙戏耍。巨龙下方有白虎前爪攀附在仙山之上，口衔长枝花朵。上方朱雀长喙啄住龙首一只长角，长长的雀尾上扬飘摆。


整幅壁画上遨游云天的青龙前足分踏云气、翼翅；一后足接朱雀之尾，一后足长出花朵；而龙尾再生出一长茎花朵。青龙之上的朱雀（凤凰）口衔青龙长角，胫生花朵，衔接祥云的长尾又生花朵。而青龙之下脚踏云气、昂首张口的白虎欲攀援、吞食灵芝，预备同龙凤比肩飞腾，遨游云天。那只同青龙一起玩耍的怪兽似正处于兴奋状态，其盘旋的躯体对应着青龙“S”形身姿，也扭成了小小的“S”形。怪兽与青龙2首相对，沉浸在浩瀚天际的浪漫云天里。这幅青龙、朱雀、白虎、怪兽共同遨游在云气勾勒的花朵、灵芝等云天一体的“画框”中，预示出仙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壁画的点睛之笔在于四周边框，也就是“画框”之外的那圈装饰感更强的封闭式“画框”。该“画框” 装饰有连线穿璧纹和云气纹等。绶带穿璧，璧似铜钱，但非平常流通钱币的“孔方”；其圆形孔道，似乎隐喻天堂之“天门”，暗示着墓主人即将登临仙界，须先穿过玉璧之孔道。这样的图案构思寄托了墓主人祈望在死后升天成仙，同祥瑞的龙凤神兽共游天际的美好心愿。


这幅充满想象力的巨型壁画笔法细腻，线条飘逸，填补了中国西汉时期壁画的空白，此画因为比敦煌壁画的年代早600多年，被誉为“敦煌之前的敦煌”。它是中国所见时代最早、画面最大、级别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彩色壁画。气势恢弘的画面一方面彰显出墓主人雄心勃勃的霸气神韵，一方面又透射出其“我欲乘风归去”的飘逸洒脱，为西汉时期中国上层社会浓浓的神仙思想留下了一首活色生香、穿越千年的浪漫史诗。
省博的“9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件出土在距今7800年-9000年的舞阳县贾湖遗址的骨笛。
这只新石器时代的“中华第一笛”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乐器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贾湖骨笛用丹顶鹤尺骨管制成，长约24厘米，笛身有精细磨制的7孔。在第6孔与第7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据专家测试，这只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曲。


令人惊奇的是，该墓当时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贾湖骨笛的横空出世，远非改写了先秦音乐史乃至整部中国音乐史那么简单。这只骨笛作为罕见的史前神器、中华民族从蒙昧走向文明的礼乐标志，对土生土长的中国道教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发展，都有着无可比拟的划时代意义。
除了贾湖骨笛，距今3000多年的西周骨排箫也是一件珍贵的骨类乐器。


此件造型轻灵的骨排箫1997年出土于著名的周口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由长短递减的13根禽类腿骨骨管组成，其上端平齐，下部由短到长倾斜。最长管32.7厘米，最短管11.8厘米。吹奏时，左右手各执于一边，低音（长管）在左，高音（短管）在右。骨排箫的吹孔，多数为敞开的圆孔，吹奏者可根据吹口的角度和力度对乐器的音高、音色和音量进行调整；左右平移则吹出音阶式旋律。这件骨排箫是长子口墓出土的4件骨排箫中保存最为完好、骨管数目最多、最为精致的一件，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骨质排箫，填补了我国排箫只有甲骨文记载而无实物的空白，当然也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省博的珍宝里，还有一件收藏在四楼14厅“院藏明清珍宝展”里的清代染色象牙白菜、萝卜。我曾在3年前以此为灵感在知乎专栏写过一篇珍宝系列的短篇故事《紫禁城养心殿的染色象牙白菜、萝卜》，故而对其极为喜爱。


这根象牙萝卜的长度约为27厘米。不论是萝卜的配色还是萝卜的雕刻水平都十分的高超。萝卜上还雕刻有一只小蝈蝈，其腿上的绒毛清晰可见；而萝卜上面的根须，甚至连须上藏着的没有洗净的泥土也被雕刻非常逼真，让人以为这就是一个刚拔出来的新鲜萝卜，甚至连呼吸一下都能闻到它身上的清香味道。


另一个象牙白菜的长度也是27厘米，白菜的叶脉清晰分明，白色的根部居然被雕刻出了泥土的感觉！看着像是刚从地里拔出来一样！黄绿色的白菜叶上点缀着漂亮的小野花、一只栩栩如生的红色小瓢虫，再细细看，白菜上还趴着一只大肚蝈蝈！离近了看一下这个蝈蝈，会发现它头部的触角、身上的绒毛几乎纤毫毕露！
象牙由于其自身密度高，所以在染色方面很难进行。但是这件萝卜、白菜不仅染色十分巧妙，甚至在存放了几百年之后仍然没有褪色，让人觉得十分的惊奇。
最后还要略提一下书画类的藏品。
省博的书画并没有辽宁博物馆《瑞鹤图》或者浙江博物馆《富春山居图》那样的镇馆之宝，基本上都是明清时期的藏品。其中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晚年的书法真迹《秋日西山上》诗卷（局部）是此间翘楚。


此长卷写于1647年，笔法大气洒脱，淋漓痛快。突出的特点是使用了“一笔书”，行行一气呵成，而转折顿挫，丝毫不苟，通卷上下呼应，错落有致；虚实之间，若行若藏。王铎利用墨的枯润、浓淡反差，笔画润中有涩，涩而不滞，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跳跃的韵律，极具山水自然之态。
另有一幅明代画家孙克弘作纸本设色《玉堂芝兰图》也颇为独特。


在这幅纵135厘米、横59厘米的长卷上，花、石的画法均极工致。玲珑剔透的湖石旁，婀娜柔媚的玉兰、兰花次第开放。玉兰花以白粉多次均匀罩染分出浓淡，再用工笔勾勒烘托出花瓣的饱满圆润，显出花朵的肥厚白嫩。古朴的枝干双勾填色并施以皴擦，极富质感。山石的画法则是先以淡墨勾出轮廓，然后用浓、淡墨多次晕染，逐渐加深，最后施以苔点，显现出丰富的前后层次及石体的质感。这幅画属于画家细笔风格的花鸟作品。双钩填色与笔墨皴染的结合，使得画作设色明丽温润，层次细腻；微妙的笔线变化富有节奏感，使这幅图卷成为一幅典雅端丽的工笔花鸟佳作。
这第一篇的馆藏珍宝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坚强一小猪

很详细的博物馆藏品介绍，通俗易懂，收藏了，期待着下一篇！

徐到徐学

锄禾日当午，发帖真辛苦。谁知坛中餐，帖帖皆辛苦！

保罗骑士

顶顶更健康

情劫

看起来不错

我昕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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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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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无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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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南边飘来了一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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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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